姜子牙七十二岁遇周文王的说法，主要来源于《荀子?君道》和《韩诗外传四》的记载。

《荀子?君道》中是这样写的：“夫文王非无贵戚也，非无子弟也……倜然乃举太公，州人而用之，……行年七十有二……”

《韩诗外传四》则这样写：“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，文王。”

另外，《说苑．尊贤篇》虽然不说姜子牙七十二岁遇文王，但说：“太公七十而相周，九十而封齐。”

司马迁拿不准是七十二岁还是七十岁，在写《史记?齐太公世家》时，就笼统地写：“吕尚盖尝穷困，年老矣，以鱼钓奸周西伯。”

不管怎么样，姜太公七十二岁时垂钓渭水磻溪、被文王所遇的故事已经深植民间。

但是，大凡先秦典籍中所提到的名人岁数，很多是靠不住的。

比如《史记?齐太公世家》中又载：“盖太公之卒百年有余，子丁公吕伋立。”

按照其字面意思，就是说姜太公死后过了一百多年，他的儿子丁伋即位为齐公。

我的天，姜太公死了一百多年他的儿子才即位，这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他当时得有多少岁了？

又比如《礼记?文王世子》中记：“文王九十七而终，武王九十三而终。”

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

原因很简单，《大戴礼》中明确记载“文王十五而生武王”，即周文王在十五岁时就生下了次子周武王。生育武王的女人，按照《管蔡世家》里面的记载，就是文王的正妃太姒。但《管蔡世家》又交待得很清楚，太姒一共给文王生了十个儿子，长子伯邑考，次子武王……第九子康叔封，最十子厓季载。但是，文王死后十一年，武王克殷平天下，大封功臣昆弟，他的两个弟弟康叔封和厓季载竟然因为年幼没有得到封国。太姒大约在文王十三岁时就替文王生下了长子伯邑考，她的年龄只会比文王大而不会小。那么，她生育康叔封和厓季载时，岂不是已经在九十岁以上了？这根本不符合生理科学。所以，周文王死年，决不是九十七岁。

《大雅?大明》篇中又说“文王初载，天作之合”，即周文王在继位之初就与太姒结婚了，将之与《尚书?无逸》所记文王“享国五十年”结合起来看，文王死年大概是六十三岁。

同样道理，《史记》载：“周王崩，成王少，周公乃摄行政当国。”即武王死后，成王因为年幼，周公不得不亲践天子之位，摄政治理天下。

这也说明武王死年不可能是九十三岁。

说过了文王、武王的年寿不可靠，再说回姜子牙。

姜子牙出生之年不载于任何史料，但《竹书纪年》明确记载了他的卒年：“周康王钊六年，齐太公卒。”

另外，上博简《举治王天下》里又说文王与姜子牙相遇于文王七年。

那么，从姜子牙遇文王之年算起，到周康王六年，这段时间是可以大致算得出来的。

我们来看：

1、《尚书?无逸》记文王“享国五十年”；

2、《尚书? 泰誓上》载：“惟十有三年春，大会于孟津。”即文王死后十三年，武王克殷；

3、《管子?小问》载：“武王伐殷，七年而崩。”《礼记?文王世子》也载“武王七年而崩。”即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为七年；

4、西汉人刘歆的《世经》认为成王在位三十七年（含周公“摄政”的七年）；

那么，姜子牙在得周文王知遇后，经过了辅佐文王的四十三年、武王伐商的十三年、武王克殷后在位的七年、成王在位的三十七年、再加上康王六年，共一百零七年时间。

显而易见，如果姜子牙是在七十二岁遇上周文王，即，72+107=179，即姜子牙享年一百七十九岁，根本不科学啊！

问题出在哪儿呢？

最大的可能，就是姜子牙初遇文王不是七十二岁，而是三十岁上下。

只有这样，才会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可能。

为什么不把姜子牙初遇文王时的岁数定位在比三十岁更小的十几岁、二十岁呢？

上博简九《举治王天下?古公见太公望》里面有记载：“古公见大公望于吕遂。”另外还记载有古公告诫文王的话：“子访之上（尚）父举词”、“得上父，载我天下；子失上父，遂（坠）我周室。”

即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曾经拜访过姜子牙，并且叮嘱文王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姜子牙，说什么你得到了他，就得到了天下，丢失了他，就等于丢失周王室。

假定古公亶父是在他辞世的那一年拜访姜子牙的。古公亶父死后，他的儿子季历继位。过了三四年，季历被商王文丁杀害。文王继位后七年寻访到姜子牙。这期间大概就过了十年。

那么，古公亶父拜访姜子牙时，姜子牙大概二十岁出头，不能再往小里推了。

总之，文王礼遇姜子牙时，姜子牙的年纪不应该太大，也不应该太小，应该是三十岁出头，正值盛年，风华正茂。

那么，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流传出“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”的说法呢？

应该和姜子牙的名字“太公望”有关。

姜子牙的名字，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

受明代许仲琳的神魔小说《封神演义》的影响，很多人以为，姜子牙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道号飞熊，尊称太公。

其实，在先秦典籍里，是根本不存在“姜尚”、“姜子牙”、“姜太公”这样的说法的，有的只能是“吕望”、“吕尚”、“太公望”、“师望”、“尚父”、“师尚父”等。

姜姓始祖四岳当年辅佐大禹治水有功，其后被分封了齐、申、吕、许四个国家。

姜太公是四岳之后的吕国人，以吕为氏。

这个吕国在最早的时候，是在今天山西霍州市（以前称霍县）西南，在太岳山的西边。后来的周穆王重新封了吕国，将它迁到了今河南省南阳市西边。

现在很多可查的史料，对姜子牙的籍贯都搞错了。

比如《后汉书?郡国志三》“西海”下注引《博物记》说：“太公吕望所出，今有东吕乡。又钓于棘津，其浦今存。”

《水经注》引《齐乘》又称：“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，棘津在琅琊海曲，太公望所出。”《博物志》也说“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，太公望所出也。”

这里面提到的地名：东吕乡、棘津、莒州、琅琊、海曲等等，全都在山东，其中的海曲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。

但是，上博简《举治王天下》里有古公亶父访问姜子牙于吕隧的记载。古公亶父原先居于豳地，后迁到岐阳周原，说他不远千里跑去山东访问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很难说得过去。

显而易见，姜子牙居住的地方应该是在今天的山西霍州市。

把姜子牙的籍贯错定在山东，应该跟《孟子?离娄上》记载的“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”、《吕氏春秋?首时》记载的“太公望，东夷之士也”之类的说法有关，早早把姜子牙认定为东夷人了。

《孟子》等书之所以把姜子牙说成东夷人，估计是跟姜子牙封国齐是东海之国有关。

但姜子牙封国在东海，并不能意味着他的籍贯就在东海。

例如周公封鲁，但周公的籍贯并不在鲁。

另外，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说：“太公望，河内人也。”《水经注》引《太公庙碑文》说：“太公望，河内汲人。”这些说法也不能成立。

再说回来，姜子牙是吕国人，以吕为氏。而先秦人的习惯是：男人称氏不称姓，女人称姓不称氏。

所以，先秦、秦汉的典籍里对姜子牙常见的称谓是“吕望”、“吕尚”。

不过，“吕望”里面这个“望”字，并不是姜子牙的原名，而是周文王帮他起的。

《史记?齐太公世家》交待得非常清楚：“周西伯猎，果遇太公於渭之阳，与语大说，曰：‘自吾先君太公曰‘当有圣人適周，周以兴’。子真是邪？吾太公望子久矣。’故号之曰‘太公望’，载与俱归，立为师。”

即周文王出猎，与姜子牙相遇于渭水之阳。一番交谈下来，周文王心情大为舒畅，感叹说，我先君太公在世的时候就说，必定会有圣人来辅佐周，周会因此兴旺发达。你就是这个圣人了，我先君太公盼望你很久了。

就这样，周文王把姜子牙尊称为“太公望”。

人们除了从“太公望”这一尊称中组合出“姜太公”、“吕太公”的称呼，还组合出了“姜望”、“吕望”的称呼，让人啼笑皆非。

另外，很多人认为，因为周武王崇尚姜子牙，以父礼事之，所以尊称为他“尚父”。

但是，上面已经说了，上博简九《举治王天下?古公见太公望》中，古公亶父曾告诫文王：“子访之上（尚）父举词”、“得上父，载我天下；子失上父，遂（坠）我周室。”

在古时候，“上”、“尚”相通。

即“尚父”并不是来源于周武王对姜子牙的尊称，它根本就是姜子牙的名或字。

《封神演义》里一口一句“姜尚”，的确，在先秦，“某父”中的“父”字经常会被省略，比如《左传?昭公十二年》里“禽父”、“夑父”，其实是鲁公伯禽、晋侯夑。

所以，“姜尚父”简称为“姜尚”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

但依据先秦的人名、字的通例，“子某”、“某父”都是字而不是名，像“禽父”、“夑父”，都是字，所以，“尚父”应该是姜子牙的字。

称姜子牙为“师尚父”，是古代有大师和少师，大师就是后来的太师，是最高的武官，掌管军队。

姜子牙曾经是文王、武王时代掌管军队的大师。

所以“师”是他的官职名。

“师尚父”也因此被称“师望”。

姜子牙的“子牙”是怎么来的呢？《孙子?用间》有提到：“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”。

不难看出，“吕牙”就是吕望。

“吕牙”的说法，在先秦典籍中，也仅见于《孙子》。

有人因此认为，由于“牙”古音疑纽鱼部，“望”古音明纽阳部，疑明准双声、鱼阳对转叠韵，即“牙”是由“望”音转成的。

姜子牙道号“飞熊”，是文王遇姜子牙前夕，由史扁卜卦，出现了“所获非龙非彲，非虎非罴，所获霸王之辅”的爻辞。后人误把“非罴”转成“非熊”，最终演变成了“飞熊”。

关于姜子牙的名，宋人吴仁杰在《两汉刊误补遗》卷四中说：“太颠、闳夭、散宜生、南宫适：师古曰：‘太颠以下，文王之四友。’仁杰曰：《表》于四友后又列师尚父，此误也，太颠与师尚父岂异人乎？《书大传》曰：‘散宜生、南宫适、闳夭学于太公望，遂见西伯于羑里，故孔子曰：文王得四臣，丘亦得四友。’郑康成谓周公曰君奭，举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，太公教文王以大德，周公谦不可以自比，误与表同。”

即吴仁杰认为太颠与师尚父是一人，即“颠”是姜子牙的名。

清人苏时学赞同吴仁杰的说法，他在《墨子刊误》中说：“泰颠，当即太公望也。罝属夭，则罔属颠，与太公钓渭遇文王事亦合。迨马融注‘十乱’，以泰颠与太公望并举，后世以为二人。然文王诸臣，自以太公为称首。《书?君奭》篇唯以泰颠与诸臣并举，而不及太公，《逸周书?克殷》篇亦然。若使果为二人，岂容都不道及？是颠即望无疑也。”

虽然有人认为，《逸周书?克殷》篇里既记载有太颠，又记载有尚父，但《克殷》为战国史官写的东西，并非绝对可靠。战国史官写前代史，常有把一个人写成两个人，或把两个人写成一个人的现象发生。

所以，姜子牙是姜姓，吕氏，名颠，字尚（上）父，尊号太公望，官太师。

弄清楚了姜子牙的姓、氏、名、字以及尊称，就不难发现，后人非常有可能是看到了“太公望”里面“太公”这两个字，不知其所指为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，望文生义，以为指的是姜子牙，误以为当时的姜子牙已经很老了，称他为“姜太公”，从而讹传出姜太公七十二岁遇周文王的谣言来了。

不过，就算姜子牙是三十岁遇文王，但他事周的时间长达一百零七年，还是让人感觉难以置信。

这里面应该还存在有偏差。

根据《帝王世纪》所记：“文王即位四十二年，岁在鹑火。文王于是更为受命元年，始称王矣。”说的是文王在即位后的第四十二年，由于金、木、水、土、火这五星聚在西边太阳落山处，在晚霞的映衬下，好像五只赤乌鸟齐聚在岐山周祖庙的上方，西伯昌认为这是上天在指示他去夺取商纣王的王位，于是称这一年为“受命之年”，自认为得天命而称王。

不过，近代史家通过对出现“岁在鹑火”这一天文奇观进行推算，认为文王改正朔称王的时间应该是在他即位后的第四十三年。

文王“享国五十年”，即他在七年后去世。

而《史记?周本记》又载：“九年，武王上祭于毕。东观兵，至于盟津。”

史家认为，如果说武王是在文王死后九年才开始着手准备伐商事宜，很说不过去。从而推想，武王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，他在继位后并没有改年号，仍旧继用父亲的纪年，所以，这里说的“九年”，其实是周文王死后的第三年，这样才比较合理。

那么，武王克殷事发生于文王死后第十三年。

克殷后，武王又坐了多少年天下呢？

前面说了，《管子?小问》载：“武王伐殷，七年而崩。”《礼记?文王世子》也载“武王七年而崩。”即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为七年；

但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》把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的年数定为四年。

前面也说了，西汉人刘歆的《世经》认为成王在位三十七年（包括周公“摄政”的七年在内）。

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》则把成王在位年数定为二十二年。

这么一来，姜子牙遇文王到姜子牙病逝的这段漫长的时间就大为缩水了。

我们来看一下，周文王即位后第七年遇姜子牙，过了三十六年（即周文王即位第四十三年），文王改正朔称王；过了十三年，武王克殷；过了四年，武王崩；再过二十二年，成王崩；再加上康王在位的六年，总共时间是八十一年。

假定姜子牙初遇文王时为三十岁，那么，30+81=111，即姜子牙享年为一百一十一岁，就比较可靠了。

对于《史记?齐太公世家》中说的“盖太公之卒百年有余，子丁公吕伋立”，理解为“姜太公在一百多岁病逝，他的儿子丁公吕伋即位”也比较合理了。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》为什么改变古籍的年数把武王、成王的在位年数进行压缩呢？

原来，西周共和元年之后，是有明确的纪年可查的，属信史时代；西周共和元年之前，各种纪年混乱，尤其商代、夏代之前，不但模糊难考，甚至湮灭而不可考。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任务，就是要考证出其具体纪年。

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一条红线不可逾越，又要维护《史记》中的穆王在位55年、厉王在位37年的记载，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在以西周积年共257年为准的情况下，只好把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进行下调。

可惜的是，2007年，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在香港地区展出，该簋上铭文有“公作妻姚簋，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，唯王廿又八祀”的字样。考古家通过考证，认为这“王命唐伯侯于晋”的“王廿又八祀”指的是成王二十八年。

如果这个考证成立，那么，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》说的成王在位年数为二十二年就站不住脚了。

所以，姜子牙享年是否是一百一十岁上下，还是有波动的。

但，姜子牙初遇周文王，不应该是七十二岁，否则就太过荒唐离奇了。